目前教育體系下關於實習的探究 （下）

讓實習回歸學習本質，讓年輕世代看見未來可能

作者：于璣銘 花果山上的智人

農，經過多年的操作證明此一方向正確無誤，儘管可以提供的津貼並不多，但對於實習生而言已有明顯的幫助。 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之複雜在於，第一、計畫為多方合作下的結果，由故宮南院提供實習場域及24小時課程師資，由教育部支援計劃經費，由文藻及後續參與合作計畫的高科、嘉大等校提供實習生生源，其中南院與各大學之間屬於平行互惠單位且彼此也不互相隸屬，各大學與教育部之間則存在著經濟與人格上的從屬關係，而多方皆以南院為操作平台，彼此跨界的目標也一致 —— 遂行教育之功能為其最大公約數。 此外為求制度的完備，所有參與計劃的實習生皆按法律規定予以投保 （勞保） 及退休金提繳，因此就實習生之保障及法律層次而言，計畫堪稱完備。實習必須具有其超越性，而非僅僅聊備一格，所謂的超越性是指透過實習可以為學生打開人生的有效分頁，而非僅僅用於驗證學校之所學，亦即實習必須能夠開發學生的潛能，如此才具有教育上的最大意義，或許這個標準太過嚴苛，實際上確實也有學界的朋友如此奉勸「何必把標準定得如此高，現在的師生關係或是教育生態動則得咎，進宮實習雖然相當可觀，但若一旦螺絲釘鬆了，其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確實，然而就最低標準而言，實習生都不該成為工讀生，且大部分的實習其實連工讀生都稱不上，以現今實習狀況而言，許多怪象早已見怪不怪，以下列舉數端； 一、無任何津貼的實習為常態分佈，這種普遍狀態不分公部門或私人企業。 二、真正非常專業的學門其實習往往演變成為學生必須自費，例如醫學院及護理科系學生，甚至某些人士也認為付費實習乃是取得專業的必須途徑。 三、實習流於形式早已成為事實，一來學校的行政單位 （不管是系所或是獨立負責實習的執行單位，例如生涯輔導中心等等） 很難為龐大的實習需求找到合適的私人事業單位或是公部門等等，二來有些科系的屬性難以找到符合需要的實習單位，例如德文系、法文系、西文系或是哲學系、美術系等等，在人工智慧早已氾濫的今日尤其如此。 四、學校一方面為了應付教育部對於實習的要求，一方面囿於自身的行政資源無法媒合所有學生的實習職缺，因此廣開實習單位的認定變成為必然的趨勢 —— 許多學生其實是在自家的公司實習，甚至是自家的牛肉麵店、佛俱店、舞蹈工作 室等等，只要是能夠「詮釋」，例如為牛肉麵店設計菜單、設計佛俱店的企業識別系統、為舞蹈工作室拍攝短片等等，那麼該實習就很可能被承認，至於這是否合理？通常少有人討論。誠然，我們無法強制性地否認牛肉麵店、佛俱店、舞蹈工作室無法提供適合的實習工作，但就大方向而言，這類堪稱「充數」的實習無法真正解決問題。 五、學校單位根本連實習的定義都無法解釋清楚，例如許多學校要求學生遂行實習的理由是「了解職場倫理之運作」、「探索個人對於職業選擇的認知」云云，如是，則即使在時下相當普遍的茶飲店實習也能領略職場倫理的運作邏輯，也能理解個人在職涯規劃上是否適合該類工作，然而此類實習單位往往在學校系所內部審核時以不符實際需求遭到刪除。 六、賡續第五點定義不清的討論，許多學校也無法詳細說明實習所需操作的時程，舉例而言，某些碩士班課程對於實習的操作以兩週作結，至於兩週到底能學習到什麼？或是對於職場的脈動及業界的結構又有多少的認識？關於這些問題的答案恐怕也不太值得令人期待。 七、對於一個經濟相對弱勢的大學生而言，必修的實習形同一種變相剝削，因為他得放棄打工的機會去符合畢業學分的要求，現在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也反應在學生身上，許多學生必須以打工的方式支應生活所需，但是也有一些學生在暑假出國參加遊學營，實習對於前者而言是一種損失，但是對於後者而言其影響並不大。 八、對於實習生的考核由訪視老師及業主共同評比，但訪視老師實難透過一次簡短的訪視 （通常不會超過半小時） 達到理解該實習生的實習概況，換言之，此設計看似必要但是在實際操作面卻顯得多餘，此外並非每個業主都期待訪視老師的到訪，之所以有如此的現象發生並非因為業主敵視訪視老師的態度，而是時間成本的難以管控，再者並非每位實習訪視老師都能或樂意完成訪視的工作。 可能的解法 要解決當前實習制度的困境，可能有以下兩種方式，第一種是改變當前教育當局的意識型態，第二種是徹底改變當前教育當局對於實習所設定的結構。 關於第一種可能性，首先我們必須辯證實習是否真的可以減緩甚或解決學用落差的問題，目前的教育當局傾向相信實習確實能達成此一目的。誠然，我們確實不該忽視某些實習制度已達成業主與實習生雙贏的結果，例如； 宏碁用半年的時間篩選實習生、讓董事長與他們對話，進入公司之後還安排外部講師、管顧公司課程、外部參訪等，並給予專案任務，讓他們從做中學習。過程中，他們要求各部門絕不能賦予實習生倒茶水及影印等跑腿任務，而是把他們當公司未來人才訓練，因為他們清楚明白這群年輕人也會是未來最關鍵的消費者。一場實習生計劃做得好，他們能抓住的不僅是人才，還有未來的市場。7 然而，如果我們呼籲將實習學分限定為選修，而將資源投注於真正的實習 （例如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或是宏碁的實習生計畫等等） 並結合業主 （不管是公部門或是私人企業） 與大學的資源聯合開發潛力課程，如此設計可以大規模推展至大學端。 關於第二種可能性，我們必須理解實習問題的根源來自於結構，此處所指的結構係指經濟體制上的結構，因為不僅僅只是實習問題，經濟體制確實規範了教育的形式，教育當局原本的用意是以實習減緩甚或解決因爲經濟上的不均所造成的學用落差，為何如此？一般來說社經地位較高的家庭往往能夠提供較多的「體制外學習」，例如國內大企業的實習、海外交換、海外語言課程、海外企業實習等等，教育當局所推廣的實習無非是想透過畢業之前的「職業訓練」使得這類體制外的學習可以均值地落在每個大學生身上，但是一如前文所述，教育當局與實際可提供實習的公部門或是私人企業之間的認知有很深的鴻溝，例如供需問題、僱傭關係如何確立？勞基法是否可均值地適用於所有的實習計畫？這些問題都不可能由單一部門所解決，而且就目前的政治情況看來，似乎看不到跨部會聯合解決此問題的曙光，關於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目前也依舊尚未進入實質審核的程序。 更進一步來看實習問題，除了學用落差的問題難以透過實習解決之外，實習恐怕也難以為實習生找到適合的工作機會，當時總有學界的前輩或是友人如此詢問 7 商業周刊 / 一場實習生計畫如何讓宏碁進軍寵物市場？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90912/1534411.htm 「實習生在實習之後是否有機會進入故宮工作？」，之所以有類似的問法，多半是因為當今的大學被某些意識形態所圈禁 —— 例如追蹤畢業生的就業比例、設定核心能力指標與課程地圖等等，老實說筆者對於這類設定深感疑惑，例如某大學所揭櫫的核心能力指標如下；1 語言表達溝通 2 歷史空間知能 3 國際文化視野 4 民主法治公民 5 主動探究知識 6 人文社會關懷 7 自然生命探索 8 美感創造素養。儘管這八大類確實令人感到振聾發聵，但其所統攝的意涵，恐怕連策劃者都難以解釋清楚。而且如果要在四年之內培養一個大學生具有以上的「知能」，其難度恐怕相當艱鉅。上述問題之所以被提及及詢問，其因在於一旦有實習生進入故宮工作，則證明此一實習的「含金量」很高，但是絕大多數的人並不能理解鑽石的價值高過黃金的道理。簡言之，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是一個具有高度彈性的模組，其效益未必侷限於在故宮工作這個選項內。 如果我們將此一議題放大來看，則大學教育的目的及理念為何？這可能才是我們必須通盤討論的問題，到底我們的大學教育是否必須培養所謂的專才，還是我們的大學教育旨在提供一個良善的學習環境並導引學生找到他們的志趣？以目前的大學現狀而言，幾無理念的討論的空間，此非獨肇因於少子化的浪潮，而是在大學逐漸走向「公司化」之後的結果。美國大學的先驅者佛蘭斯納 (A. Flexner)8 認為大學不該成為某種形式的職業訓練所，德國學者雅斯培 (Karl Jaspers)9 則強調大學由三個部分所組成，一是學術性之教學，二是學術上的研究，三是創造新的文化，與佛蘭斯納相同的是他亦反對大學的技術 （Technology） 化，雅斯培與佛蘭斯納並不反對學術之專門化，他們所強調者實為知識應該是一種整體的存在，儘管大學早在中古時期便已經產生道術分裂 （分科分系） 的情形，但對於「整體」的看法至今不變，我們從英文中的博士 （PhD） 一詞就能理解這個傳 8 亞伯拉罕·弗蘭斯納（（Abraham Flexner）為美國著名教育家，生於肯塔基州路易維爾，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創始人之一（，並出任首任院長，他對美國和加拿大醫學及高等教育產生重要影響。曾說服愛因斯坦放棄前往加州理工學院而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任職。https://en.wikipedia.org/wiki/Abraham_Flexner 9 卡爾·特奧多·雅斯培 （（Karl Jaspers）（，德國著名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基督教存在主義的代表，1967年他成為瑞士公民。他在自己的《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著名的「軸心時代」觀點。 雅斯培被認為是存在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存在主義哲學與沙特的存在主義有著嚴格的區分。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l_Jaspers 統，Ph所代表的即是Philosophy （哲學） 這個字 —— 就西方人而言所有的學問都是一種哲學。 換言之，大學應該是一種有機體，這也類似於中國道家或是中醫的理念 —— 不管是道家或是中醫均將現象從整體去思考，小至人體大至宇宙皆然。然而，觀諸現在台灣的大學，由於在政治上長期受到美國的影響，而紛紛走向教育公司化一途。美國著名的學者，前加州大學校長克爾 (Clark Kerr)10 認為當今的美國大學已經成為知識工業 (knowledge industry) 的重鎮，他認為現在的大學早已不是真空的存在，相反的它走向公司企業化的經營模式，我們若以加州大學為例，則光是與加州大學簽訂各種學術或科技合作的國家竟高達五十多個，這樣的規模甚至已經超出某些國家的能力範圍。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尊崇資本主義的美國社會裡，大學與商業及工業已然劃上等號，其預算接受公司的贊助，其教育的目的在於為商業或工業界提供人才，大學已不純然是大學，它也能對外提供諮詢，甚至它也能成為外交的第二管道，它的組成份子也不單純的只是學者，我們若從正面的角度去看待這個現象，則大學充分「服務」了社會，但是，如果我們從比較負面的觀點審視此一現象，則大學已無法為這個社會提供新浪潮 —— 它完全被社會同化了，如果使用更激進的字眼，則往日大學所強調的獨立自主已被世俗化給「腐蝕」了。台灣大約在民國九十四年步入了美國資本主義教育公司化的後塵，我們單從現今大學內普遍存在的「研發處」、「創新育成中心」等等單位便能了解這一發展脈絡，其衍生出來的生態是大學老師必須想辦法與所謂的業界結合、大學老師的評比與其所開發的產學案息息相關、產學案如果能與業主簽訂實習則更加符合校方的期待等等。 克爾也以multiversity這個新創的字彙形容他心目中的大學原型，與傳統的牛津劍橋相比，他認為現在的美國大學相當於一座城市，承襲自中古世界的牛津與劍橋堪比鄉村，而佛蘭斯納與耶士培所主張的有機體只能稱為小鎮。然而，克爾也自承multiversity存在著許多難以克服的問題，其中之一的困境乃是如何協調大學的專精與博雅，近代的美國大學為了解決此一問題而設計出所謂的通識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與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 ，此兩者在中文的定義 10 克拉克·克爾 （Clark Kerr）曾經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經濟學教授和學術委員會主任，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首任校長，加州大學的第十二屆校長。他的不朽名著《大學之用》對其之後的高等教育學和高等教育管理學的建立產生的重大作用影響至今，是學習高等教育學專業的大學生必讀的經典論著。https://en.wikipedia.org/wiki/Clark_Kerr 上幾乎完全相同，且在實際操作中也同義，今之台灣的大學也同時使用這兩種命名方式。 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的設計以課程的傳授為先，所有參加計畫的同學必先選修及通過「亞洲藝術文化與博物館教育」這門課 （參與進宮實習計畫的諸家大學皆使用同一課名） ，在定義上這門課屬於通識教育的範圍，但大學端並不限制修習此門課程的同學來自於何科系。如果我們將關於大學的理念的討論縮小至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則該計畫在一開始便非屬產學案 —— 故宮的法務單位認為本計畫屬於人才培育合作案，據悉故宮未曾與任何大學單位簽訂所謂的產學合作案。有趣的是自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伊始，故宮才打開宮門與各大學進行類似的人才培育案，但是最終成功的也僅止於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 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有著更長遠的規劃，它想要打造的是一種精緻的書院式設計，該書院的位址隱身於故宮之內，它當然不以城市的規模存在，它像是一種鄉村形式，但卻又具有小鎮的功能。計畫的野心也在於透過這個實驗檢視現代教育的可行性，一如金耀基11校長在「大學之理念、性格及其問題」一文中所揭櫫的； 中國向來把「尊德性」與「道問學」並提。錢賓四先生指出中國的學問傳統向來有三大系統，他說：「第一系統是『人統』，其系統中心是一人。中國人說：『學者所以學作人也。』一切學問，主要用意在學如何做人，如何做一理想有價值的人」。「第二系統是『事統』：即以事業為其學問系統之中心者。此即所謂『學以致用』。「第三系統是『學統』，此即以學問本身為系統者，近代中國人常講『為學問而學問』即屬此系統」，中國之學問最重第一系統，及『人統』。大學中所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即是此意。當然，如錢先生所示，中國的宋儒，對第二系統、第三系統亦甚重視，而清儒則對第三系統更見著力。不過，比較起來說，西方現代大學之理念最重第三系統，即知識學統，此紐曼即以 11 中研院院士，早年畢業於台大及政大，後畢業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哲學博士，曾任香港新亞書院院長、香港中文大學校長，又曾於英國劍橋大學（、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德國海德堡大學等校從事訪問研究，後自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榮退（，研究趣趣主要為中國現代化及傳統在社會、文化轉變中的角色。https://zh.wikipedia.org/wiki/金耀基 大學之任務是「知識性，而非道德性」的。不過，西方早期宗教氣質濃厚的大學也是重視第一系統的，亦即重「做人」系統的，譬如一百年前劍橋的克萊亞書院的學生，他必須完全符合英國教會的教條，否則就不能畢業。今天，在原則上，任何大學都不會否認「德性」之緊要，但在實行上，則什麼是聘請教師或招收學生必備的德性條件，卻非易決定。我們常聽說「高尚的情操」，「尊貴的人格」，「正當的行為」這些話。但在一個急遽變遷而多元性的社會中，要絕對界定這些德性的要求，則是難之又難的。以此，我們看到世界大學對教師與學生的行為有越來越自由放任的傾向。 (金耀基, 2003) 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對應此三大系統則為，一、要求實習生在實習期間均須注意禮節並貫徹至對灑掃的清潔公司員工亦然，遑論對研究員或是公務長官等等，要求以榮譽至上的概念，換言之「高尚的情操」的養成實為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中的重中之重，二、經過課程的培訓之後，實習生依舊必須精進其所學，熟讀考核內容與定期舉行讀書會是其學以致用的手段，在實習結束之後實習生未必會走向藝術史研究或是博物館相關工作，但透過此種學以致用的方式，可有效的涵養實習生對於藝術史乃至於文化層次的「整體」認知，而此認知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他們的將來，三、實習係以故宮的藝術史知識作為濫觴，經過四次的考核，實習生對於南院展件的歷史脈絡均了然於心。在同一篇文章中金耀基先生亦如此說； 第一流的大學，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大學，無不有意無意地都在培育一種文化生活。牛津、劍橋固以此聞名於世，即使哈佛、耶魯、海德堡、東京帝大，以及過去的北大等，亦無不在知性生活之外，尚有其豐富的文化的生活。文化生活常決定大學的風格，常影響學生的氣質品性。文化生活簡單的說就是生活的有文化。我這裡所用「文化」一詞非文化人類學所指的文化，而是指一種有文學氣質、有人生情調、有生命意義的生活方式。在這種文化生活裡，華貴而不可有銅錢臭，儉樸清素而不可「邋遢」無理數。紐曼也許是對的，「大學不是詩人的生地」，但一間大學如果不能激起年輕人一些詩心的回蕩，一些對人類問題的思索，那麼這間大學之缺少感染力是無可置疑的。大學的文化生活之形成，靠多種不同的力量，但老少學者居席一堂，朝夕切磋，顯然是有利的因素之一。牛劍之書院生活是典型的例子，哈佛羅威爾 (Lo-well ) 所倡的「屋舍制」 ( House System ) 則是循牛劍的軌跡，紐曼說：「假使給我兩個大學，一個沒有住院生活和導師制度，而只憑考試授予學位的，一個是沒有教授和考試，而只聚集著幾輩少年，過三四個年頭的學院生活的。假使要我選擇其一，我毫不猶豫地選後者」。……我以為規模較小的書院，在師生經常接觸的基礎上，提供較多的機會，使不同專長的教師間有對話，使師生間有對話，使不同學科的同學間有對話，這種對話是經常的，是較不拘形式的，也因此自然會形成一種知識性、社群性與文化性的溝通，這不但有更多的可能性使書院成為一有機的「學人社會」，且有更多的可能性幫助學 生發展其「德育」。我這裡所謂之「德育」是指學生的「品性之養成」，而不是指一種狹隘或獨斷的政治上或宗教上一派一宗的思想或教條的洗禮。 (金耀基, 2003) 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所欲打造的書院即是金校長所言「規模較小的書院」，從計畫的規模來看，這個書院人數多至二十餘人，小至不足十人，不管從哪個方面來看，再者如果從「學人社會」的概念來看的話，透過協助研究員進行學術研究此一工作項目，也使得各期實習生與南院的研究員成為師徒關係 （實習生需選擇藝術研究範圍，並依此在南院中「拜師學藝」） ，這種連結不僅僅只是學術上的培養，而是一種德育及人統的建立。最終，計畫從頭到尾所貫徹的菁英教育理念完全達到了，同時有教無類的篩選方式則至少在文藻單校中發揚光大 （其他大學均有其必要的篩選機制，文藻的標準在執行者的推動及堅持之下，成為只要修習亞洲藝術文化與博物館教育課程通過者便具備實習的資格） 。 我們回到所謂的「含金量」作為這個部分的小結。從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所出者，確實有同學日後在故宮體系內工作 —— 其中包含聘職人員、BOT廠商聘用人員、相關計畫之承辦人員等等，最有趣的並非是所謂的「日後在故宮」云云，而是當實習生在故宮實習時，他就已經在故宮內工作了，他們的工作以重要性區分如下，一是專業導覽，二是擔任研究員的助理，三是博物館行政，此外根據合約及計畫書所擬定，實習生均直接參與南院常態性活動及各種開幕式與記者會，其工作負荷與正職有過之而無不及。 我們並非否定教育部力推實習的良善用意，但是我們所相信者並非現行的無目的實習，而是如同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或是宏碁、或是上銀等等類似的實習設計，簡言之，與其投資在徒具形式且僅僅只是重視外表的實習，不如將一樣的精力投注在這類真正具有潛力的實習制度上。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即使是實習也能以既復古且創新的方式出現，儘管故宮與大專院校專業實習計畫在實施至第八期之後產生了不良的質變，但我們從未感到後悔，因為從一期的篳路藍縷到了五期的匯聚成河，最後到了八期的圓滿收場，其中包含各校夥伴的鼎力相助，也能自豪於曾經培育了至少一百二十幾位同學進宮實習，至於參與課程的學生幾達千位 （含其它各校學生） ，這個小小成就也成為一個典範。